当前，人们最关心什么话题？疫苗应该位列其中。
近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Ⅰ/Ⅱ期临床研究揭盲，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滴度抗体。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与疫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我国儿童从出生后要陆续接种各种疫苗。你知道这些疫苗是何时研制出来又是如何研制的吗？也许，你对此并没有十分深入的了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与中国疫苗有关的故事。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第1集.mp:18来自人民读书在年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之际，《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提前出版了。这本书是一部报告文学著作，作者采用纪实体裁，记载了从年至年这一百年间中国疫苗的发展历史以及疫苗专家们的工作事迹。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黄帝内经》里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所谓“治未病”，就是防止疾病发生，尤其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一次传染病流行，轻则死亡数十上百人，重则死亡成千上万人。因此，人们需要“治已病”的医生，更需要“治未病”的“上医”。生物制品工作者研制的疫苗等生物制品，就是用来“治未病”的，他们就是古人所说的“上医”。
我们在读史书时，会看到上面记载有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大疾疫”等。据相关统计显示，自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大约有次大疫的记录，也就是说，平均两三年就发生一次疫情。本书就从年底的哈尔滨开始讲起。
年10月25日，满洲里发现第一例感染鼠疫的患者
当时，哈尔滨出现疫情，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的博士、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的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全面负责医务工作。
伍连德（－)，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院的主要筹办者，年诺贝尔奖候选人，是第一位华人候选人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要纠察引起大疫的元凶。他认为这次疫情多半是鼠疫，但不抓到鼠疫杆菌这个真凶，是不能下结论的。按照当时西医学界的主流观点，鼠疫是由老鼠引发传染的，老鼠是唯一的传染源。一名日本专家解剖了近只老鼠，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日本专家因此断定：哈尔滨的这次疫情不是鼠疫。但伍连德却说：“你的研究只能证明老鼠不是传染源，不能作出不是鼠疫的结论。因为还有可能人传人。”日本专家却固执己见，认为鼠疫只能是鼠传人，不可能人传人。于是，伍连德开始寻找人传人的证据。
防疫病院门前
他首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最早的病例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皮货商人。他卖的正是土拨鼠皮。如果一只土拨鼠有鼠疫，接触其皮毛的人就可能被感染。正巧，一个旅店老板刚死于瘟疫，一打听，正好有皮毛商住过他的店。伍连德推测，极有可能是这个皮毛商传染给了旅店老板，于是，他决定解剖老板的尸体。不出所料，在显微镜下，伍连德从死者的肺部、心脏组织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并且，用培养基培养后繁殖出了茂盛的鼠疫杆菌团。这就足以证明此次大疫就是鼠疫。随后他又从土拨鼠身上发现了鼠疫杆菌，证实了先是土拨鼠传染人，然后再人传人的推断。人传人的鼠疫是一种新型疾病，它对人的肺脏毁坏尤为明显，致使人痰中带血最后咯血而死，又称之为肺鼠疫。
找到了病原体和传播途径，就能有的放矢地开展防疫工作了。伍连德筹划的应对措施有9项：1.封锁疫区，禁止人员流动，以防疫情扩散；2.病人与非病人隔离；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与未接触过的人隔离；3.给健康人注射疫苗；4.戴口罩，防止呼吸传播；5.火化尸体，消灭尸体传染源；6.全面消毒；7.组织志愿服务队，进家入户，逐日登记、逐人记录健康状况，发现异常立即报告；8.组织宣传队，传播科学防疫知识，安定民心；9.请求朝廷和东三省总督增派士兵和医生支援哈尔滨防疫。
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制定措施容易，但实现起来就难了，当时伍连德面对的处境是，没人没钱也没疫苗，还有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例如火化就有悖中国的土葬传统。不过，在亲眼看到送葬哭丧的人也感染鼠疫死了之后，人们还是选择了听从伍连德的建议，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个棺材连同他们生前污染过的物品一起化为灰烬。
就在这次集体火葬之后，哈尔滨疫区的死亡人数开始一天天下降。从年3月1日开始，再无一例感染和死亡。这是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的第67天，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仅用67天就阻止了鼠疫的流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年，伍连德被国际医学联盟授予“鼠疫斗士”的荣誉称号。清廷宣统皇帝赐封他为“医学进士”。年，《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伍连德关于防治肺鼠疫的文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人。
前面咱们说到，伍连德在防治鼠疫时并没有疫苗，其实，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真正开始破土发芽是在年。年，中央防疫处在北平诞生。它标志着中国的中央政府首次有了一个专门负责防疫和制造免疫生物制品的机构。当年，中央防疫处就生产出了少量预防霍乱、天花的疫苗。但是由于经费等条件的限制，疫苗的生产规模远不能满足防疫的需要，再加上因为当时国家政局动荡，即使有疫苗，也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告急，政府部门纷纷南迁，年初，中央防疫处疏散到了湖南长沙。就是在这时，一个改变中央防疫处命运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汤飞凡。
汤飞凡（—），湖南醴陵县人。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被后人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汤飞凡的恩师颜福庆是第一个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中国人，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和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也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者。汤飞凡还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系深造时，颜福庆来信说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央大学医学院，草创时期，条件艰苦，请他回国任教。汤飞凡不假思索地回了国。8年后的年，颜福庆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又来信要汤飞凡去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汤飞凡立即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和每月两白银的收入，赶到长沙直接为抗战效力。
到达长沙后，卫生署又命防疫处继续搬迁。汤飞凡力排众议，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址昆明。他说：“要想办成点事，必须远离官僚衙门，否则，‘婆婆’一大堆，当媳妇的，光是应付婆婆都应付不过来。所以要找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搬到昆明，然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却是一毛不拔。
要生产生物制品，起码要有实验室、厂房、实验动物以及熟练的科研技术人员。这些处处都要花钱，而汤飞凡囊中空空，到昆明时，账上总共才有大洋。怎么办？最后，汤飞凡只能凭借自己学者的威望以及内务部长女婿的身份，以防疫处将来要生产的疫苗等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就这样，总算是让防疫处在昆明安了家。
年，在中国作战的盟军中，不少美国大兵明明都接种了牛痘苗，可还是得了天花。后来经过调查表明，他们所种的来自印度的牛痘苗有质量问题。为何不采购中国的疫苗呢？因为，在汤飞凡领导中央防疫处之前，我国的痘苗生产呈鱼龙混杂的状态，稍微懂点相关知识的医生和兽医就敢开个小作坊生产这种疫苗。国家既没有出台相关法律，又没有生产规范和质量标准的明文要求，即便事故频发也无人追究。汤飞凡于是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所用的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
痘苗是中央防疫处一直都生产的产品，自从20年代中央防疫处的齐长庆与李严茂培育的天花病毒“天坛株”问世以来，就以此为毒种生产。汤飞凡将我国的“天坛株”与印度株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用“天坛株”制造的痘苗效力高于印度株，发痘率要高得多，但是接种后的局部反应比印度株要严重，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减少副反应。副反应不是来自“天坛株”，而是来自生产过程中掺杂进来的各种杂质。经过多种试验，汤飞凡终于研究出用乙醚杀菌的新方法，使痘苗的副反应大大减轻。盟军派军医官到昆明中央防疫处来考察，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痘苗的优劣，然后又跟踪了整个痘苗生产过程，当场拍板决定用汤博士的痘苗给盟军官兵接种。他们还考察了中央防疫处其他疫苗的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最后决定不仅是痘苗，其他疫苗，如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类毒素、斑疹伤寒疫苗等也用昆明生产的，不再遥遥万里从西半球运过来。这一次，中央防疫处的国际威望打响了。
此后，汤飞凡还带领中央防疫处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支青霉素。青霉素是20世纪40年代的“神药”。那时青霉素在中国叫“盘尼西林”，因为全靠进口，它的价格高得惊人，一根金条只能买到一盒盘尼西林。无论是抗战前方还是后方，许多人都等着用青霉素救命，可仅靠进口，价格奇高，数量奇少，根本用不到普通人身上。汤飞凡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于是他发动全处人员来找青霉素菌种。
青霉素是从青霉中提取的，青霉是一种菌，常见于腐烂的水果、蔬菜、肉类以及鞋子之上，多呈灰绿色。但是，并非所有的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西方人的论文中从不描述提取青霉素的方法，对生产、提纯的方法，更是守口如瓶。对此，美、英还将这个科技当作军事秘密，各大药企之间也是严加防范，这不仅是科技机密，更是商业机密。防疫处的人发疯似的到处找青霉，大家只要发现哪儿有一点绿毛菌，就急忙送去检验，可惜，要么没有用，要么分离出来不理想。但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大家搞卫生，把鞋啊、脏乱的东西都拿出来晒。汤飞凡一看，有双皮鞋上长的霉有点像青霉菌，就叫负责人把这双皮鞋的霉菌进行分离，果然，分离成功了。分离成功以后就做纯化、培养、提纯，等等，最终做成了青霉素。这是年的事，比西方才晚了一年多。
当年防疫处困难重重，缺钱缺物，生产条件非常艰苦。比如，中央防疫处当时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完都要修理，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飞凡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嗞嗞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出了问题！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等他跑到锅炉房时，发现锅炉已经快烧干了。他赶快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才没有爆炸。他们就是靠这台锅炉，解决了所有器皿消毒和蒸馏水的供应。
制造出青霉素后，可算抱了一个大金娃娃，但汤飞凡却没有借机发财，而是以一元一支的价格供应急需的军民。有些因寻花问柳而感染梅毒的富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都被汤飞凡断然拒绝。然而对需要救命的穷人，他往往减价甚至无偿提供。
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可中央防疫处在昆明创造的辉煌却未能继续。汤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中央防疫处原址，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仪器设备，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没想到日本人临走时已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他们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
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在北平的国民党重要机构急忙开始搬迁。此时，汤飞凡收到了卫生署的一封电报，要求他到广州设立分处，准备南迁。国民党另有一条密令，要各机构都成立“应变委员会”，必要时破坏各种设施设备，不能留给共产党。汤飞凡在去南京前特别交代：“所谓‘应变’的事，我们决不能做。防疫处不是哪个党的私有财产，谁也无权破坏。无论什么朝代都要防疫，我们是搞防疫工作的，必须把防疫处保护好。”
国民党的态度和做法让汤飞凡很失望，这时哈佛大学医学院向他发出了邀请，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汤飞凡选择留在自己的祖国。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通过上海军管会联系到汤飞凡，表示迫切希望他回到北平的中央防疫处主持工作。此时，52岁的汤飞凡恨不得一下子回到离开多年的防疫处，那里才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与此同时，除了中央防疫处之外，中国生物制品行业还有哪些分支呢？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图片来自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