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冻疮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582594.html顾健，现供职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作品散见于《边疆文学》、《昭通日报》等报刊杂志。
中秋节过后，天气一天天转凉了，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看见小区里原本像朝霞般灿烂的枫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然萎谢了。萎谢了的枫叶干枯卷曲，像红颜逝去的老妇人皱缩的皮肤，几乎不敢相信就在一周以前，它们那如同婴儿手掌般的叶子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反射出红宝石般璀璨的光芒；门口的小路上，银杏树叶还未来得及完全干枯，便被提早到来的北风吹得掉了一地，清洁工穿着厚厚的紫红色的羽绒背心，笨拙地转动着圆胖的身体，面无表情地将那一柄柄纤巧精致的金色扇子扫进肮脏笨重的畚箕里，全部倒进了黑暗的垃圾箱。碧绿的草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轻霜。我双手紧握着车把，虽然戴了手套，仍然能感觉到风中的寒意，那寒意透过手套直抵我的指尖，让穿着薄呢大衣的我打了一个寒战。我突然发现，在清冷的大路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已经将今年春天收藏好的羽绒服又重新翻出来穿上了。
气温一旦下降，我们科的病人就多了起来，好像这个城市里所有的肺炎病人都集中到了我们科一样。行走在住院部幽深的走廊里，咳嗽声不绝于耳，有的高亢、有的沙哑，有的像五更天的鸡鸣一样，此起彼伏，久久不能平息。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病人打交道。转眼临近中午，快到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母亲轻言慢语地说：“小健，你下午有空吗？有空的话就来一趟我这里，我的头发又长长了，你来帮我剪一下；我昨天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块五花肉，现在已经解冻了，你帮我做一个红烧肉好不好？”我正在给一个迟到的病人查房，一只手拿着听诊器，另一只手握住手机，只对着手机屏幕简短地说了一声：“好！”母亲听到我这边喧闹的声音，就停顿了一下，不安地问：“你还在看病人啊？那你下午有空就过来，没空也就算了，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你哪个时候来都是可以的。”
挂了电话，看完病人，我坐在电脑面前，回想起刚才与母亲的对话，感觉母亲真的是变了。年轻时候的母亲是个任性固执的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有强迫症，她一旦想起来要做什么事情，大家就非得按照她的意思去做，还要做到最好她方才满意。记得每年的大年初一，别人家一大早就穿戴一新，上街看热闹去了，只有母亲，天色刚一放亮，她就一一把大家都喊起来开始大扫除。不但要把家里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打扫一遍、把家具都擦得精光铮亮，还要把家里所有的床单、被褥包括蚊帐全都拆下来洗一遍，一直要干到天都黑透了才算是结束。等干完所有的活，终于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的手会酸痛到连饭碗都端不起来了，一端起碗来手就发抖，只好将饭碗放在桌沿上，弯着腰把嘴凑到碗边去扒饭。往往还没等扒完饭，眼皮就重得不行，有时竟趴在饭桌上睡着了。我那时虽然才十一二岁，可是母亲对我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人一旦老了、年纪大了，慢慢就会变得软弱和心虚起来，每次想要叫子女做点事情，不是说话绕弯子，就是尽量地轻描淡写，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如果没有空就算了，反正我也不着急”。我想，母亲是不着急，可是她的五花肉已经解冻了、放不住了，下午我怎么也得抽时间去一趟她那里啦！
下午三点，我如约而至，准时到了母亲家。打开家门一看，母亲穿得整整齐齐，正坐在沙发上看小说。听见门响，她把目光迟钝地从书本上转到客厅的玄关处；当我换好拖鞋走进去的时候，她把目光缓缓地投在我的脸上，过了大约半分钟方才说：“你来了？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就放在卫生间里。”近来母亲说话的节奏总是要慢上半拍，有时候话说到一半，突然就会忘了自己在说些什么，于是又要从头开始回想，再接着往下说。当母亲停下来思索的时候，我的目光移到了矮柜上放着的一只老旧的钟上，这只锈迹斑驳的金属闹钟还是我小时候买的，如今它转转停停，不管外面的时间已经过了多久，它只按自己的方式来计时。老人和家里的老物件总会有几分相像！好在母亲每次只要多说上几段话，就会恢复正常。我觉得母亲之所以这样，和她常年独居的习惯有关。母亲性格孤僻，不喜欢与人交往，除了几个相熟的老邻居，她从不与别人说话，久而久之，说话的能力也就退化了。
我走进卫生间，只见母亲已经把洗头发用的脸盆、毛巾、热水瓶、洗发水等都摆得整整齐齐；浴缸的外沿上还放了一把梳子、一把推剪。这些东西全都摆放在我一眼就能看见、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卫生间里洁净明亮、一尘不染，母亲还和她年轻时候一样爱干净，她的眼里不能容忍一点污渍。我站在卫生间里，仿佛看见了在我来之前，母亲正瘸着一条腿，弯着腰用力地用一块抹布擦拭地砖的样子。母亲是个残疾人，她的右腿在四五岁的时候被一辆牛车碾压过，踝关节错位，没有及时复位，从此便瘸了，打扫起卫生来比常人要吃力一些。但是母亲并不因为这个缘故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打扫地砖并不用我们买给她的胶棉拖把，而是要蹲在地上，用抹布一寸一寸地擦地；有时腿疼蹲不下去，就弯着腰俯身在地板上，用发抖的手努力地擦拭地板。我对于母亲的这个习惯，特别不能容忍，总觉得没有必要在打扫卫生这件事情上这么较真，说过几次，母亲就不再当着我的面擦地了，也算是一种妥协，可见我不在的时候，母亲还是一样的在做。
我把热水倒进脸盆里，开始给母亲洗头，母亲身体不好，常年戴着帽子，夏天戴的是布帽，冬天戴的是毛线帽。我很少看见她不戴帽子的样子，如今摘了帽子一看，母亲的头小小的、尖尖的，像一只风干的桃核，在紧贴头皮的地方，覆盖着一层薄而油腻的白发，发间满是头皮屑。上一次为母亲洗头发是在什么时候了？我在努力地回想，大约总有一个月了吧？母亲觉得我工作繁忙，不好意思叫我，而我也把母亲已不能自己完成身体清洁的这件事情给忘了，这让我感到有点自责。
我认真地为母亲洗头发，浇一点热水，抹上洗发水洗一遍，再用清水漂上两遍，母亲一直乖乖地低着头，一动也不动。她细软的头发在我的指缝里滑动，像一把被热水泡软了的干草。在我们的头顶上，一盏用了十年的浴霸散发出昏*的光线，让整个浴室里温暖如春。头发剪好吹干以后，浴室里香喷喷的，像是盛开了许多芳香的花朵。我拿起一把木梳，轻轻地为母亲梳头，把那磨得光滑如玉的木齿插入她那蜡一般*润光洁的头皮里面去。
也许是被这久违的温馨的气氛所感染，母亲突然抬起头来对我说：“我有一个秘密想要告诉你，你想不想听？”我愕然道：“什么秘密？”，“我说了，你可不要难过哦！”我笑道：“我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有什么好难过的？”母亲说：“那就好，这件事情可是连你爸爸都不知道的啊！”
连爸爸都不知道的秘密？我立刻觉得兴奋起来，同时心里又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
母亲所叙说的秘密其实是来自于她心里的秘密，那件事情确实已经十分久远，久远到连我都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母亲和父亲是自由恋爱，恋爱的时间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如今谈起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就好像是隔了一百年那么久，其实我们来到这个新的世纪也不过才20年的时间，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距今充其量也不过才六十年的时间，而距离父亲和母亲相识、恋爱和结婚的时间也就是五十多年的时间。
五十多年以前，父亲和母亲都还是一名乡村教师。父亲从小家境贫寒，靠从炭厂挑煤炭到城里卖，换点零钱凑齐学费，初小毕业以后就上了免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人烟稀少的山区单小任教，后经辗转多地，由山区来到坝区，终于在将近30岁的时候，调到了昭阳区最富庶玉米之乡——洒渔乡。母亲的家境比父亲要好上许多，但是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要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母亲因为从小残疾，外公和外婆怕她以后干不了农活、找不到好夫婿，这才力排众议供她上了学。母亲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大学也不收残疾人，但是一个女孩子能读到高中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昭通一中毕业的高中生，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母亲在高中毕业以后，直接就给分配了工作，也是当乡村教师。母亲的年龄要比父亲小三岁，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母亲也和父亲一样，辗转多地，最终来到了洒渔坝子。
父亲和母亲是在集中开会的时候认识的，彼此有意之后，父亲按照传统的规矩找了相熟的大姐做了媒人，上母亲家提了亲。我小时候总是听父母亲的同事讲起他们的这段经历，心里充满了好奇，每每问起来，母亲的回答却总是含糊不清。有一次问得紧了，母亲就扭捏道：“哎呀，那个年代么经常都要开会的嘛，洒渔乡是大乡，年轻教师多，开完会以后大家都去河埂上散步，散着散着就认识了嘛！”
我是出生在洒渔乡，在洒渔河边长大的人，听完母亲的话，我的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在一个春风拂面的傍晚，校园里传来了敲打铁片的清脆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从学校的大门口鱼贯而出，三三两两走向河岸。河岸边的绿柳刚长出半寸长的叶子，一条条游丝低垂着，风一阵一阵地迎面吹来，叶子如鱼儿般游动在风里；清冷的河面上笼着青烟，金色的夕阳慢慢地进到山坳里，岸边的油菜花闪着金子一样的光芒，父亲和母亲在柳树下默默地行走，脚下踏着新发芽的嫩草，心里也像嫩草般柔软，夕阳在他们年轻的脸上镀上一层金子，他们脸上带着羞涩的表情，相互都不好意思看对方的脸……。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幻象，具体的情况我并不能完全知晓。我生性浪漫，凡事总喜欢往美好的地方想，我总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心思单纯，喜欢一个人就是纯粹的喜欢，像洒渔河水一样清澈见底。其实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倒也并非完全没有生活上的考虑。父亲从小体弱多病，母亲是个残疾人，心理上多少都有点自卑。他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门当户对、一种互补。那个时候从乡下出来工作的男子，多半会在老家找一个身体强壮、善于干农活的女子作为结婚对象，但是父亲的想法不同，母亲虽然残疾，但是她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而且又接受过多年的教育，和父亲还是比较般配的。
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是在城里，在我的二伯父家里。那个时候母亲被借调到城关镇整理档案，而父亲也被抽调到城里搞统战工作。城里住房紧张，母亲和另一个女同志合住一间宿舍，父亲则借住在二伯父家里。为了举办婚礼，二伯父和二伯母大方地让出了一间卧室来作为他们临时的婚房。婚房里新贴了报纸，散发出一阵阵油墨的香味，在母亲陪嫁的唯一的一床新被子里，我奶奶悄悄地在四角塞了四双红筷子。筷子是“快子”的谐音，与“早生贵子”的意思是一样的，婚后不久，母亲就怀上了我的哥哥。奶奶开心极了，赶紧托人从乡下买了两只鸡和一些鸡蛋来给母亲补身体。母亲对我的愧疚，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个时候毕竟是在城里，条件要好得多，怀你哥哥的时候吃得好，生医院，有专门的护士接生，还发了一张出生证。连我都没有想到，搬了好几次家，丢了那么多重要的东西，只有你哥哥的出生证还好好地保留着，那天我翻东西突然就翻了出来，连接生护士的名字都还清楚地写在上面。”母亲思索着说。这当然不是什么秘密，母亲都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每当她觉得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的时候，她便会提起这件事情。哥哥是父亲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而且又是男孩，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家庭都会生养好几个小孩，对长子的重视和优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哥哥还没长到一岁，父亲和母亲借调到城里的时间就满了，先后回到了乡下的单位。乡下条件艰苦，紧接着母亲又生了我的二哥，医院，二哥生下来没过几天就夭折了。听奶奶说二哥是因为“扯脐风”死的，所谓的“扯脐风”其实就是新生儿破伤风，又叫“七日风”，就是在断脐带的时候用了不干净的剪刀或是瓦片引起的。二哥的死令父亲很伤心，这个时候他们生活的条件比结婚前更加艰苦，母亲因为残疾不能担水，也不能干重活，父亲每次要外出学习培训，总要先挑几挑水把水缸灌满了才能走。父亲的工作也很繁重，老家那边又经常需要资助。父亲从小患哮喘，得过许多稀奇古怪的病，身体很清瘦，经常会发病，在生活的重压下渐渐有点扛不住了，经常会烦躁、发脾气，他和母亲的关系便有了裂痕，正在这个时候，母亲怀上了我。
母亲凭直觉感到：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它是不受欢迎的。于是母亲隐瞒了怀孕的事情，但是早孕的反应却十分强烈，母亲整天都觉得十分倦怠，只想睡觉，家务事什么都不想干。母亲这个样子让父亲更加气愤，在一次晚餐的时候，他忍不住指责了母亲，母亲是个性格倔强的人，当下也并不作辩解，吃完晚饭，母亲即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父亲有点不安，就问了一句：“你要去哪里？”母亲表情平静地说：“出外面去游一转。”转身就走出了家门。其实母亲在这个时候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我打掉了。
母亲沿着大路一直走到了卫生院，当时卫生院里只有一个姓龙的女医生在，龙医生还带着一个尚在哺乳期的孩子，母亲向她讲明了来意，她让母亲先等一会儿，说是孩子刚好拉大便了，需要换尿片。那个时候正在抓计划生育，乡下妇女没有避孕的常识，怀上了孩子如果不想生下来，就自己去卫生院流掉。所以在那个时候做流产手术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并不需要丈夫的签字。
母亲在旁边等了许久，偏偏那个孩子把大便拉得到处都是，衣服裤子都弄脏了，龙医生弄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弄好，母亲的耐心也用完了，转身离开了卫生院，想着等到第二天再来做，偏偏第二天、第三天都有事情，拖着拖着，母亲就不想做了，我的命运就此发生了转变。也就是说，我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的一念之差——母亲所说的秘密就在于此，直到三年前父亲去世，这件事情她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
母亲生我的时候，我们家依然没有固定的住所，学校里没有足够的教师宿舍，就向大队部借了一间破庙给老师们住。破庙里空空荡荡、四处漏风，原有的几尊佛像早在“破四旧”的时候给扳倒了、不知去向。我出生在3月的一个夜晚，正是“倒春寒”的时候，天气格外寒冷，庙里没有电灯，四周一片漆黑。母亲刚觉得肚子有点痛，便唤醒了奶奶，奶奶急忙穿好衣服去村子里喊接生婆，母亲生得很快，还没等接生婆到来，我就一咕噜滑到了母亲的裤裆里面。幸好奶奶及时赶回来，烧了两捆稻草来给我们取暖。因为有了前面二哥的教训，母亲让奶奶将剪刀在火上烧烤了许久才为我剪掉脐带。至于我出生的时间，奶奶和母亲都说不清楚了，奶奶说是半夜两三点钟，母亲却说根本还没到半夜，她估计最多也就是晚上12点左右，但是因为没有钟表，我的出生具体时间终究也就无据可考，只记得那天是农历的二月十九，正好也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
在我成年以后，每每听到我出生的细节还觉得颇有神秘感，一来是我因为竟然生在破庙里，二来是我的生日竟然和观世音菩萨是同一天，如果我长大以后有什么特异功能、超出常人的地方，肯定与这个有关吧！可惜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年幼的时候我非常木讷、反应迟钝，还喜欢自言自语，母亲一度认为我是个傻子。哥哥和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活泼好动、善于言辞，脑袋里总有一万个主意。母亲把这个归结为她的责任，她怀着哥哥的时候有肉、有鸡蛋吃；怀我的时候每天总是吃干包谷饭下野菜，有时候连野菜也没有，而且因为生活困苦的缘故心情也不好，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母亲说到这里，眼里有了泪光：“我哪里知道你长大了会对我们这么好？而且你成绩那么好，就只上了一个中专。我每次一想到这里就觉得心里很难过、很对不起你，幸好当时没把你打掉，不然现在就没有你了！”
我听得笑了起来，说：“妈妈你这是什么话，那个年代这些事情不都是很正常吗？况且我出生之后爸爸和你对我都很好，别人家都是小孩一大堆，哪有我们家这么好的条件、这么重视小孩的感受？我自己是觉得很幸福的，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没事的时候不要一人在家里东想西想的，下院子里去找老邻居摆一下龙门阵多好呀！”母亲用一块旧手绢擦着眼角溢出的泪水说：“你不怪我就好！”
离开母亲家的时候，夕阳已经西斜。门口的包子店外面排起了长队，胖胖的老板娘正把一锅热气腾腾的重阳糕抬到案板上，人们马上就围上前去……，原来重阳节就快到了，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定会买一块重阳糕回家吃，可惜现在排队的人群里面已经没有了父亲的身影！
晚上躺在床上，回想起母亲今天说过的话，心里有点难过，在我的性格里总有一些不知不觉中闪现出来的忧郁和厌世的情绪，以前一直不知道从何而来，今天好像有了合适的答案。小时候我一直有一种直觉，觉得母亲更喜欢哥哥，虽然我成绩比哥哥好、干的家务活也比哥哥多，但母亲还是更喜欢哥哥。现在看来，母亲更喜欢哥哥，是因为哥哥是她和父亲感情最好的时候、最想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生的，而我的出生却是不合时宜的，只是一个偶然和意外。母亲说：“我给你的名字取了一个“健”字，也是“贱”的谐音，意思是这个孩子命贱，好养活。”母亲说中了，我从小就身体健硕、很少生病，像乡间随处可见的野草野花一样；母亲又说：“真没想到你出生以后，你爸爸会那么喜欢你，每天都把你带在身边。”当然，就像我知道母亲更喜欢哥哥一样，哥哥也知道父亲更喜欢我，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了，他为什么更喜欢我，永远都没有了答案。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有答案，有时好像也不需要答案。
自母亲告诉我她的秘密之后，因为忙于工作，我又有好几天没有去母亲家里了。但是我每天六点钟就起床跑步、练瑜伽，锻炼身体。在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健”字，我知道在这个名字里除了母亲说的那一层意思以外，其实也表达了父亲母亲对我的成长寄予的希望。我的父母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生饱受疾病和身体残疾所带来的折磨和困扰，他们对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我能够健康成长、一生平安，所以我喜欢尝试各种体育锻炼，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
当我在公园里跑步的时候，我看见银杏树的叶子每日在秋风中飘零，终于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孤独地插入高冷的天空。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所经历的岁月，也像这棵银杏树一般，在一个偶然的时间里扎根在某一块土壤中，接着便发芽、长出稚嫩的枝丫，经历雨雪风霜、干旱的挫折，最终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在金秋里，迎来了生命中最灿烂的绽放，却最终在冬的萧瑟里失去了最后的一片叶子。虽然银杏树没有了叶子，但是我们这些经常在公园里跑步的人们却依然能记住他们在四季轮回里最美的模样：初春时节从树杈里悄悄冒出的一抹新绿；夏雨过后从一柄柄碧玉般的扇面上滴落的晶莹的雨滴；秋天的碧云*叶、一地金*；冬天的挺拔潇洒、不畏严寒。它们常常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母正如这银杏树一般，挺拔正直，朴实而优雅，而我永远都想做一个孩童，在他们的树下嬉戏玩耍，陪伴着他们，直到一切都归于沉寂。
我感谢母亲和我分享她的秘密，她的坦诚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想必她在经过对我的一番倾诉过后已经释然了吧，因为我在心里也早已经释然了。生命原本就是一种偶然，我在偶然中被父母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父母对我的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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